“最是书香能致远！”……圆我书房梦的实质并不仅仅是为了拥有书房，而是为了通过我在书房中的扎实工作而给这个社会更添一些书香，更增一些书卷气息，这就是我们身为文化人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蓦然回首，发现生肖虽不属虎，但我的命运却和虎年大为有缘。1974年农历甲寅年，年少懵懂，不提也罢。1986年农历丙寅年，我春天开始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作品，夏天考上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慢慢开始从青年农民向知识分子转型。1998年农历戊寅年，在中学语文教坛上滚摸爬打了八个年头，在教学和科研两大方面均小有成就，事迹被采写成人物通讯在《东阳日报》、《金华日报》甚至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之后，我竟被上海著名语文刊物《语文学习》杂志列为“优秀青年教师名录”专栏的撰稿人，成为浙江省第三位获此殊荣的青年语文教师，由此我得以从普通高中进入重点高中任教。2010年，农历庚寅年，又怎样呢？――是虎年圆我书房梦！

2009年夏天竞聘东阳中学科研负责人职务时，我曾在当众演说中给自己作过这样保守的估算：“从1990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我至少有120万字的教育科研成果发表或获奖――借用一下我们韦国清校长的口头禅：‘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我的回答是：这其中包括在国家级或全国性评选中获奖35次，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正式专著1本，主持金华市级研究课题4个，获得金华市人民政府奖金5次……”

有这么多的作品问世，却直到2010年才圆书房之梦，我究竟是在哪里从事写作的呢？主要是在所任教学校的办公室里，利用周末或假期休息的时间；而“劳于读书，逸于作文”，则是我写作成功的秘诀。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说得好：“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他就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而是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热爱读书，尽力如钱钟书所说“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徐燕谋诗稿>序》），使我跳出农门而登龙门。毕竟出身农门，所以几乎是空着双手进大学去，但凭着辛勤写作和刻苦节约，我从大学出来时已经拥有了几大箱的书籍。从初中教到高中，从乡村教到城市，越来越多的藏书使我们每次搬家都不胜其苦。但想到能够这样把家搬得一次比一次好，这些藏书对我的滋润可谓功不可没，而我对“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这副著名对联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和理解。

有过整整十八年的住校生活，绝大多数时间还真称得上是“蜗居”的生活，一家三口拥挤在狭小的教工宿舍里，我的藏书只能塞入床底。好在那真是可以“以校为家”的时期，一些常用的书籍我可以放在办公室里使用，而办公室事实上就起了我的书房之作用。进入重点中学之后，东阳中学这所江南名校的办学规模扩大了，教师队伍更加庞大了，男女教师的人数渐渐地接近持平了，周末或假期带学生在办公室里苦熬硬撑的“猛男恶女”就多起来了，更重要的是进入了手机流行的时代――这么多的人挤在办公室里，人强聒不舍，电话铃声喧闹不断，“人小鬼大者”和“大人物”的电话粥煲个不休，我在办公室里还能找出什么时段来安静地读书或作文？！而去校园的石桌石椅上，读书尚可，写作却不成，因为已经习惯电脑写作，不像过去带支笔那样简单了。――如果家中有个书房，那该有多好呀！

2010年这个虎年的夏天，我总算另买了居室，一套1.5间3.5层的，经过装修就是1.5间4层的了――于是，书房好梦成真！――更可喜的是，由秋入冬，我竟过关斩将夺得了省教学能力竞赛一等奖的桂冠，除了教育科研业绩，我的教学能力也有了星光闪现；两年以后，我又因工作调动而实现从“教师”向“教师培训者”的角色转换……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但他肯定料想不到，时过一千四百多年，中国社会有所谓的“新的三座大山”――“住房难”、“就医难”和“上学难”。人们为什么那样重视“上学难”呢？因为“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我很庆幸自己生逢无素质教育之名但也无应试教育之苦的时期，所以不曾遭遇“上学难”的问题；我更庆幸自己在有素质教育之名但更有应试教育之苦的时期凸显文化人素质，能在教育事业上崭露头角而确定文化人角色，终于解决了“住房难”的问题……

“最是书香能致远！”如今，四逢虎年，我已经年逾“不惑”而渐近“知命”矣，虽得书房之自由活动的空间，在读写方面还能葆有多久的虎威呢？但至少，我会努力对得起拥有书房这一条件的改善，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海伦・凯勒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他去翱翔的时候，他是不应该去爬行的！”毕竟，圆我书房梦的实质并不仅仅是为了拥有书房，而是为了通过我在书房中的扎实工作而给这个社会增添一些书香，充溢一些书卷气息，这就是我们身为文化人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