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排54人中年龄最小的同学也于2012年“拉练”到站（退休）后，我这个当年的“排长”终于可以宽慰自己了：我们全排没有愧对母校的培育。狭义而言，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以后，我们的主体人马都是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拉练”。广义而论，全排人马包括去“外线拉练”的，包括从政、经商、务工等等的，掰着指头一个个道来，没有一个被横流的“物欲”所击倒，没有一个被冲天的“铜臭”所熏烂。我们每个同学用以报效母校的，都是推动社会前进“正能量”。

要问我们的“正能量”从哪里来？以我说，首先这来自于根植于我们身心的母校“基因”。

20世纪70年代初期，浙江师院一分为三，在金、台、丽三地各办一所师专。我于1971年2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被推荐到金华师专就读。专业为“工业基础”，大致学物理、化学知识。当时尚处“文化大革命”军管时期，我们工业基础科编为“三连”，“连长”是唐华衡老师。我所在的教学班编为“二排”，学校任我为“排长”。

正因为“职务”和工作的关系，使得当时我更能深切地感受到由唐老师等教师组成的连队领导所体现出来的学校教育团队的可贵“基因”。

开学工作就绪，又经过一番紧张的军训，我们全校踏上以江山勤俭大队（当时因农民学哲学而出名）为目的地的“拉练”征途。

走出校园，望不到头的全校行军大队伍浩浩荡荡，尉为壮观。我排保持整整齐齐的二路纵队，行进中歌唱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相互呼应。但半天下来，我们的队伍却渐渐地“散”了：脚底磨出泡的，铺盖散了包的，米袋子破漏的，什么事都有。到了第三天，情况更糟了：有人脚底泡上加泡不敢着地，有人成了瘸子走一步摇三摇，有人发烧拉肚子……。出发时整好队，不到半小时，队伍又成了一段段、一堆堆的了。我是个“鸭脚掌”，脚上的泡不比其他同学少，但忍着疼，咬着牙，赶前赶后地维持着全队的排面。

一个“排”的状况是这样，那么一个“连”呢？我们这些年轻的“工农兵”是如此，那么他们那些年长的文弱老师呢？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了。作为连长，唐老师忽而跑到连队的最前头，忽而停下来等待落下来的学员，又不时地跑来向我了解排里的情况。我见他人更黑了，眼睛深陷，颧骨突出，胡须包围的嘴唇上布满血泡。弓起的背上除了自己的以外，还加了一个背包，是体力不支的学员的。他叮咛我：不能让同学硬撑，疾患严重的，要强行送上跟在队伍后面的医疗救护车。我和几个班长们也几次按连长的“命令”执行过，但就是不奏效：每到“就地休息”时间，被送上救护车的“重伤员”又溜回来，全排人员还是一个不少。

一到晚上，我们大多借用途中农村的会堂或空闲民房来宿营。那是初春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而这些场所也往往是残门破窗。几天下来，我发现一个现象，连长和连指导员何老师、副连长李老师、排辅导员陆老师等，往往就睡在这些破门窗旁边。说是这样他们商量事情可以方便些，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这是为我们挡风遮雨。

到达目的地完成任务后，我们往回拉。意想不到的是，回程要比去时顺利得多。尤其是那些女同学，一反原来老掉队的状态，只要不在“齐步走”的口令下，她们的步伐更轻、步履更快。但我的脚疾却越来越严重，脚底血肉模糊，脚跟筋骨疼痛。回到学校，我竟一骨碌倒在床铺上，因伤口感染发起高烧来。

迷糊中，房门被轻轻推开。原来是唐老师得到同学们的报告，带着校医给我治疗来了。稍后，又叫食堂给我送来了热气腾腾的“病号饭”。

事后才知道，在行军拉练的路上，唐连长等老师遭遇到的脚伤、发烧、拉稀等疾患并不比我们同学们轻，但他们却一声不吭地硬撑了下来。

拉练仅仅是开始。在接踵而来的诸如教材缺乏、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实习基地需从头开辟等重重困难面前，工业基础连连队领导越来越表现出事业为先、学生为上的高贵品质。

这种高贵品质成为母校“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传下来，她不但作用于我辈终身，在母校向前发展的进程中，也必将作用于我们后面的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

（江永亮，1972年2月毕业于金华地区师专工业基础科，2009年从龙游县教育局电教中心退休，现受聘为龙游教育局编志办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