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这句俗语告诉我们，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认识事物。就拿我们自己来说，我这一生为社会服务了40年，前25年从教，后15年从政，两者比较，我得出的结论是：教书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呢？我不讲大家都知道的大道理，说什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或者“教师真伟大，他（她）像一支蜡烛，照亮了别人，燃尽了自己”等等。我仅就师生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之简单与纯洁来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师生情谊，有两件事，让我终生难忘。第一件事发生在海外华文学校。那是1948年，我就读于马来西亚槟城的丽泽小学四年级，班主任兼国算老师是一位中年华裔妇女，姓严，她对学生的要求和她的姓一样。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华文学校从教材到教学法，与大陆的大同小异，课本采用香港商务印书局出版的中国国内通用教材，对不听话的学生，教师可以体罚，如罚站，鞭子抽，关学等。这位严老师对违反班规校矩的学生是毫不手软的。我读书不错，成绩总在前三名，但上课时爱与同桌的同学交头接耳，我当过教师，知道教师最不愿意看到自己在讲课时，有人窃窃私语。因此，她的教鞭屡屡落在我的身上。在南洋，没有春夏秋冬，只有晴雨两季，所以常年穿短衬衣短裤子，鞭子不管落到哪一部位都疼痛难忍。挨打时一阵痛，痛时一阵恨，但恨过后慢慢地就明白，老师是为了我好，因此，我不会记仇。我后来当老师也学严老师的样，对学生格外严格，这是后话。

有一天，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陌生的男老师，他自我介绍时告诉我们，严老师病了，不能来了，他将代替严老师上完我们的国算课。我当时听了一愣，接着一阵难过，平时看她上课咳嗽，大家传说她生过肺病，那时人们害怕肺病就犹如今天人们害怕癌症一样。我没有因为她不来上课我不再用挨鞭子而高兴，相反地，深怕她的肺病复发，于是那个星期六，我把家长给我的零用钱节省下来，买了几个苹果，星期天一早赶到她家里，她的家我从未去过，只知道一个方向，于是靠边问边找，好不容易让我找到。敲了几下门，出来开门的正是严老师本人，她可能没想到出现在她面前的会是顽皮的我，她的眼睛一下红了，我看到她还能出来开门也很感动，我和她久久相对无语。这是中华民族“尊师爱生”这一优秀传统在严老师和我身上的具体体现。过了一会儿，还是她先开口，她对我的礼物（其实只是几个小苹果，算不上什么礼物）表示感谢，并鼓励我在今后的岁月里更努力学习，争取对社会作更大贡献。这是我这一生送出去的唯一的给老师的礼物，非常纯洁。

另一件事发生于“文革”时期。我1959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浙江省兰溪市游埠中学任教，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不幸的是，7年后的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成了重灾区。我因为有“海外关系”又加上是“保皇派”，不可避免地成了冲击的对象。造反派把我揪出来，挂牌批斗，游街示众，拳打脚踢，关进牛棚，强迫劳动，限制人身自由，我的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有对党的坚定信念与学生对我的理解与同情，我早已崩溃，熬不到今天。

在我人生遭遇最困难的时刻，学生能够理解我，同情我，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知道，我们老师在他们心目中是好人，绝不是什么“牛鬼蛇神”，你瞧，不少学生在批判会上举手高喊打倒我们，可是会后私下里同我们握手，表示同情；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许多学生不忍心目睹我们受折磨，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只好逃离学校回家去，再看我曾经当过班主任又教过英语的高中62届同学，在校时，我们和他们同住、同吃、同劳动、同生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校后，不论升大学，还是下农村，进工厂，时不时都会来信来访，联系不断，就说在文革”期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凡是回家探视都会到牛棚来看望我，表示慰问。其中有一位叫张树祥的同学，他把我当成他的恩师看待，其实他在校时，我对待他与对待其他同学一个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只是在他父亲逝去时，我上门吊唁，并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5元钱塞给他，这么一件小事，他却铭记在心，永不忘。1962年他参军到福建，经常给我写信，报告他在部队的成长与进步，让我与他分享愉悦。1966年，他第一次获准回家探视，一听说我被批斗关押在牛棚里，立即赶到学校来看我，在学校门口就被造反派拦住，不让进来见我，有一个造反派想吓退他，对他说：“你把你的姓名和部队的番号写下来，我们让你进去。他为了与我见上一面，顾不得许多，就在学校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与所在的部队番号。记得当时是学校门口的塘边见面，他一见到就说：周老师，我回家探视，来看您了！”那是我的眼眶噙满了泪水，我很感激他来看我，我知道他是遵照古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把我当成亲人看待。分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周老师，保重，困难会过去的！”是的，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我也得到彻底平反。

我十分珍惜我们的师生情谊，把它一直储存在记忆里。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教书这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