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名片
李国旺，浙师大82级法政学院校友。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智本创新论创始人，博鳌儒商论坛研究院导师，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大学兼职教授、青海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浙江省在沪人才联合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如果按照中国圣人孔夫子的说法，即“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因此，追求功名利禄，离苦得乐，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是人的天性。在本性驱逐下，人们追求满足物质生活的财富欲望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的，在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冲突中，人类历史画卷徐徐展开。
在中国古代，《四书》、《五经》为人们揭示了人性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显现出善恶二重性，进而提出了正确的财富观和义利观，为解决人性财富追求过程造成的冲突提供了正向解决方案，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为善去恶”的文化功能。在西方近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改变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向恶”倾向，经过对商品二重性和资本二重性的研究与探讨，亦提出了资本“除恶向善”的正确财富观与义利观。
我的前半生几乎在研究和应用《资本论》和《论语》等名著中度过，下面我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向诸位贤者报告有关财富观和义利观的学习心得，期待得到大家和专家的赐正。
01 资本若单纯向恶，人性过度追逐自身利益，其结果将导致灾难
恩格斯曾经讲过：“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革命导师一生追求的是，如何防止原始资本过度追求自身财富增长而作恶，资本如若一味向恶，将导致市场完全失灵，形成无法避免的严重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马克思对原始资本只追求自身利益而作恶危害他人与社会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资本论》中，全面展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积累过程中，原始资本将人性中恶的基因过分膨胀、只追求利益最大化造成的恶果：“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无论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还是欧美资本对亚、非、拉残酷殖民过程；无论是黑奴贸易，还是鸦片战争，都是“资本向恶”的血淋淋体现。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被异化成为资本自我增值的“奴隶”，将人性追求财富中恶的基因充分体现：“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铤而走险，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法律是止恶的人性底线，道德是止恶的人性顶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过程中深刻揭露原始资本单纯向恶的结果：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原始资本发展成为垄断资本时，国际资本各自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相互间利益不可调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生灵涂炭，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社会财富灰飞烟灭。
有人问，面对原始资本向“恶”，马克思提出了怎么样的财富观呢？对资本向恶，马克思有无解决之道？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就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特别提出了“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的财富观，即高度发达生产力前提下，每个人能够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在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中，商品作为财富的载体，通过交换获得的货币成为财富的内含。在社会主义财富生产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财富发展的真正标准。马克思将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财富观，即企业家不能成为商品的奴隶，也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更不能成为资本的奴隶，不能成为只知道追逐利润而忘记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傀儡”，而要在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成为实现经济利益、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三者平衡的自立立人、自利利他的“智本家”，唯有如此，资本家的思想觉悟才能实现自我扬弃或自我进化和提升，成为中国古代圣人推崇的君子。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得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发挥中国文化基因的先天内存功能的作用。那么，中国古代圣人是如何看待财富的呢？
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人们生活在太平盛世，发财致富是正当的权利。翻看儒家经典《论语》，我们发现孔子是鲜活的人物，他提出贫穷不是人们所需要的，治国安邦要先让人民富裕起来，再教育人民提高思想觉悟，才是正道。“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认为，人不是“匏瓜”，人要穿衣吃饭睡觉住宿旅行通讯，就需要挣钱过日子，满足财富需求是天然合理的，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因此，进行政策创新，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人们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实现国强民富。
孔子又认为，发财致富不分职业高低，发挥各行各业的致富功能，扩大就业面：“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因此，孔子不仅不排斥财富，而且还主张在和平年代鼓励人们发财致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生活在太平盛世，一定要学会发家致富。
但是，孔子特别强调，人们追求财富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线就是道义，道义在现代可包括党纪国法等内容。“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认为，追求财富要守护底线和边界，不能突破道德或法律边界，不能踩踏法律红线，“利字在两边，道义在中间”，孔子要求“富而好礼”，即富贵了，更要积极学习政策法律，更要遵纪守法。因此，围绕道义的中轴线，一边追求财富，一边按法律等游戏规则来办事，这才是儒家真正的财富观：道义指挥棒下的财富增长才是善的，可以行稳致远；脱离道义违背法律而追逐财富是恶的，容易跌下悬崖。因此，孔子强调获取财富必须具有正当性，即必须合乎“礼”（理）的要求，按现代的讲法，即人们追求财富也必须合乎国家法律、政策与道德和各种行业规范。
笔者认为，“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远离不义之财；遵守道义而获得的财富才是正财，才能心安理得，才能吃得香、睡得好，才能健康长寿。经历三年疫情的国人都明白，健康长寿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君子发财，取之以道，守住道义底线，不仅自身安全，也是对父母尽孝。唯有对父母尽孝，才会忠诚于公司，才会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国学为现代人提供的富贵精神财富。
总之，发财致富，是为了人生的自由发展，而不能为了追求财富而不择手段。无论古今中外贤者均告诫，人们都不能“以身发财”，而要“以财发身”。“以财发身”指人们遵守道义、利用财富实现人生价值，财富只是为人生目标服务，是为了利益身心，得道多助追求财富是行善积德；“以身发财”则是人们把追求财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人们在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束缚下，不择手段、违法乱纪下发财，最终失去身心自由，成为金钱的奴隶，失道寡助下追求财富是谓作恶。
02 资本向善，人性内在奉献精神的显现，义字当头，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利益在本质上通过处理各种关系才能实现。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和在欲望支配下对物质精神生活追求的不断增长，决定了个人利益实现是一个不断提升和不断冲突的过程。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义）的制约，人们利益追求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和矛盾。最大限度处理好私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实现义利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基本要求。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如何处理义利关系的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家“先义后利”、墨家“贵义尚利”、法家“重利轻义”、道家“义利皆弃”等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倡“见财思义”，处理义利关系是，义字当头，义是首位，合乎道义之合情、合理、合法之财，可积极争取。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把义利关系扩展成理-欲关系，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义利关系彻底对立起来，违背了儒家老祖宗孔子的本来宗旨。讲究追寻发掘儒家原教旨主义的王阳明高喊“心即理”，力求在“致良知”过程中，将义与利重新统一起来。
但由于人心多变，由于“人心惟危”，人的欲望一旦膨胀，人心在追求“利”的过程中就会脱离“义”的约束，在情欲的冲击下，就有可能见利忘义，不顾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这种情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较明显。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发财致富的欲望，人的欲望如果不受节制欲被无限放大，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思想就可能乘机而入：物欲横流、金钱至上、功利主义时有出现；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纵欲主义有所表现。道德与利益出现冲突，法律与利益出现矛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等问题正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义利观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课题。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放纵资本单纯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以“资”为本，还是提倡企业家在追求利益发财致富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通过自立立人、自利利他、自我觉悟实现以“智”为本呢？
笔者认为，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现代中国的新义利观，亦要如此分析。
单纯追求自身财富增长而不顾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在全面以法治国、在五个新发展理念主导的新时代，机会越来越少。单纯讲究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完全放弃或遏制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只讲义不讲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违背基本人性，也会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
我们只有创造性地转换、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老树新花，古为今用。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观点，可以为新义利观提供参考。如果企业家以天下百姓的利益为中心，在益民惠民中即为客户提供消费者剩余过程中追求高质量生产和经营，在追求科技创新、产品创新过程中，将会与利益各方和合共生、和合共赢，进而创造或开辟市场新蓝海。
孔子提出以仁爱为本，孟子进而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如果企业家真正“民胞物与”，视天下为一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人处事，将孝心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关心自己家人一样关心天下的客户的福利，客户才会心口相传，自然塑造出好品牌。
因此，守住本性，不忘初心，义字当头，诚信经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事亲至孝，待人以诚，以孝心待客户，真正把客户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才能在致良知中真诚对待客户，才能实现义利一体，才能在高举“义”字大旗中，为企业创造最好的红“利”。
03 现代智本家，心向光明，讲究自觉奉献，成为引导经济社会进步的力量
为了摆脱资本拜物教导致的人的物化或异化，为了形成正确的财富观和义利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个人的身心自由统一、人与人关系和谐，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和谐。
人要成为身心自由的自由人，先要有物质保障。满足人们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正常生活需要的物质保障和社会保障下的财富自由，这是人成为自由人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关于“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的理论正成为智本家的行动指南：大搞科研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增强实力，为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这些行动将成为新时代智本家们最大的“义”，也是智本家实现财富可持续增长的最大的“利”，这种义利统一的知行合一的社会实践正在中国大地上演。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看待新财富观和新义利观的呢？
人要成为身心自由的自由人，又不能成为物质追求的奴隶。王阳明认为，“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人人心中本有“自利利他”的奉献精神的“光明月”，只是在平时，受功名利禄绊住而蒙尘不显。一旦受到奉献精神的功德心的光明引导，即想要实现自己人生真正自由，先要帮助别人实现人生自由的思想，在心中萌芽生长，自利利他的仁爱之心就会发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人心中的良知一旦发动起来，先富带后富的行动将是智本家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追求，智本家的这种自觉追求，恰恰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强大的精神财富，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发扬光大过程中，将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
智本家如何自我觉悟创造财富中少走弯路呢？笔者认为，只有老老实实地遵循曾子在《大学》中的教导，先认真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真正格物致知，掌握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生命规律，才能将心静下来，只有心静下来心安下来，才能端正心性，心正出意诚，意诚才能在修身齐家中知行合一。如果说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但要实现个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们首先要在正心诚意中，在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中，不断在实践的事儿中磨练，通过修心养性，实现自我觉悟。
有人问，人们能够真的自我觉悟吗？真的能够摆脱功名利禄纠缠，真正做到自立立人、自利利他吗？我们还是向古代圣贤中取经，看看是否有所启发。
孔子提出“从心所欲”与“克己复礼”相统一的自由观，为我们提供了参照，即只有将“心”的对财富追求与“礼”的自我约束统一时才能实现觉悟，自己心中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只有与当时的“礼”即道德法律等要求相吻合，才能平安实现，这样的人，才是实现财富自由后，还能保持身心自由的人。在儒家看来，心与礼统一，礼与义统一，财富观与义利观统一，人生才能真正实现价值。否则，人们若纵容心中欲望膨胀，不顾礼义与道德约束，到处伸手抓钱，尽早会被捉而失去身心自由。
在现代社会，什么样的人能够从资本家自我觉悟，升级成为智本家呢？我们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中寻找答案。
在商品经济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笔者发现，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复杂劳动是智慧型劳动。如果说，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倍加的简单的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智慧劳动是脑力劳动的高级形态，是倍加的复杂劳动，可以几何级数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转移价值。笔者认为，只有掌握智慧、创造财富、回报社会的智者，才能称为智本家。因此，真正掌握“智本”的哲学家、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投资家、金融家和资本家形成的智本家群体，他们才能做到知行合一、才德双修，并且善于整合资源、创新资本、应时顺势，运用智慧于社会实践、科学研究与生产经营中，在创造精神财富的同时又创造物质财富，在探究客观规律认识世界的同时又致力于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生态友好与社会进步。
真正的智本家以善心待人，其言行在致良知的过程中，在正能量的量子纠缠中，“一念三千”，不断放大正能量；智本家在自立立人、自利利他的过程中讲究资本向善，即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共同富裕为社会文明做贡献，又积极承担生态责任为生态文明做贡献，成为引导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事业不断发展的进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