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二月的一天，是新生报到的日子。办好入学手续，我扛着行李来到学生宿舍，在一张贴着自己名字的床上铺开了被褥。同室的老张和大余，看到我的铺盖大为惊奇。原来我的被面是蓝印花布，床单是红黑格子土布，连我的衬衫都是家织的粗布制作。一句话，都是百分之百的纯棉制品。老张和大余都来自大城市，看到一个小伙子盖的花被子穿的花衣裳，自然要啧啧称奇了。

其实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家供应的布票有限，家乡的妇女都是自己动手解决穿衣问题。人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摇花织布。有的人家姐妹多，客堂间里一字排开四五辆摇车，那场面也很壮观。我的衣裤都是母亲和姐姐开夜工做出来的。家织土布虽然厚重粗糙，但非常结实耐穿，常常是老大穿了老二老三接着穿。因为是全棉，所以透气性好，遮光性强，又能吸汗。

我的花被子、花衬衫在室友好奇的目光中坚持了三年，一直到大三时家里才给我添置了纺绸被面和洋布床单。说起来，我的这条花被子还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记得刚进校不久，有一天我们在中文系大楼的小教室上陈淑钦老师的语音课，忽然远处雷声隆隆，头顶乌云翻滚，教室里顿时一片昏暗。不一会就电闪雷鸣，暴雨如注。震耳欲聋的雷声把我们的前鼻音后鼻音都淹没了。等到上完两节课，操场上已是一片泽国。好在通往宿舍的水泥路仍未被淹，同学们乘着雨势稍弱，一个个作抱头鼠窜状。经过排球场时，忽然想起早上晒在操场上的被子，不禁大惊失色。透过雨幕放眼望去，操场上那里还有半条被子的影子。完了完了，我的花被子，一定掉在地上被水冲跑了？

经过团委办公室时，看见丁东澜老师站在门口喊，“哪位同学晒被子啦，快到办公室拿！”我不觉大喜过望，真是绝处逢生，原来我的花被子遇到好心人了。进去一看，果然我的花被子安然无恙，好端端地坐在丁老师的办公椅上。可气的是我这个乡下孩子，虽然心里感激万分，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抱了被子就往外走。

母校50周年校庆参加同学聚会时，有幸碰到了丁老师。席间交谈时说起此事，我向丁老师表示感谢，令人失望的是丁老师竟然已不记得这事了。

大二时，学校要扩招。学生宿舍不够用了，院领导决定在我们寝室北面新建两幢宿舍楼。为了赶在新生入学前完工，“大庇天下寒士”，校团委发动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支援工程建设。白天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晚上我们就在班长王晓秋和团支部书记叶敏杰带领下到工地去搬砖。全班同学分四个组，一字排开，从大卡车上往下卸砖。砖块如同长了脚一般，从一个个同学的手中跳到堆场。几个晚上干下来，不少同学手上都起了泡，还有不小心砸了脚背的，但大家仍情绪很高。

其实四年大学生活中，参加劳动的时间并不多。按入学通知书的要求，是要带着锄头来报名的。不过真要带了，恐怕也会躺在墙角生锈。倒不是怕干活，从小就和泥土打交道，这点吃苦耐劳还是有的。主要是路上携带不便，在家里就想好了，万一学校真的要用，就去买一把好了。

锄头没有带，镰刀倒是用了几次。学校附近的山脚下有几片水田。稻熟时节，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把锯齿形的小镰刀，让人觉得不像是割稻，倒像是锯稻。在我们老家平原地区，土地成片，田块整齐，大小相等。每到秋收时节，稻浪翻卷，村庄如稻海中的孤岛。使用的镰刀又长又弯，一下可割四行稻子。可眼前的水田东一块西一块，像是老和尚身上的百衲衣。但丘陵地区的水田也有特点，穿着球鞋也可下地，搬稻的同学可在田坂上行走自如。最让人惊喜的是田块小，埭头短，还没有感觉腰酸背痛，就割到地头了，跟玩似的就把任务完成了。

从学校大门进来往北有一条大路，路的西面有一片荒地，原来是观看露天电影的极好场所。后来学校要新建外语和物理两幢教学楼，道路要拓宽，树木要移栽，我们有幸参加了挖树的劳动。先用镢头把树周围挖通，切断它与外界联系。有的旁系树根太粗，就得动用斧头和锯子。因为战场过于狭小，大部队施展不开，我们就轮番作业，几个人先上，挖的挖，砍的砍，干累了，换一批继续上。初春时节，北风凛冽，大家却干得热火朝天，男同学只穿一件运动衫。挖树是件力气活，好在我们都是干惯了农活的。城里来的同学也不甘落后，树挖倒后，就由他们用草绳捆扎固定。

四年的大学生活，参加劳动就那么几次，和五六十年代我们学哥学姐的艰苦创业相比，真是少得可怜，我们算是幸运的一代。

平湖市当湖高级中学陈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