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华钢，1978年10月入校，政史781班，曾任金华教育学院讲师，金华日报社主任编辑、金报集团首席编辑，2018年10月退休。
又一个春风送暖的季节，退休在家的我闲来无事，整理书柜中老旧资料时眼前一亮：一本微微泛黄的杂志映入眼帘。我捧在手心，缓缓地一页页翻看，心跳如窗外鸟儿啾啾的鸣叫声，仿佛穿越时光隧道，重返逝去的岁月——她与尖峰山脚下的母校紧紧相连，她与青春时的理想息息相关。
这本泛黄的杂志为1982年2月号，叫《黄金时代》。
一
作为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学生，我经过自己的努力，有幸于1978年10月到浙江师范大学（时为学院）读书。由于学校宿舍紧张，我是金华本地人，还走读了些日子才安排住校。
那是一个中国文化开始破除禁锢、文学潮流渐渐高歌猛进的年代，我与许多年轻人一样成为文学爱好者，寻找着可以寻找到的各种中外文学名著，埋头阅读真是做到废寝忘食。记得当时，学校除了每月有饭菜票，还按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给予一些补助。我父母是机关干部，经济条件还可以，每月是2元最低档的补助。我向母亲每月要2元零化钱，加起来4元，全用来购买重新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是远远不够。如今，我书柜中整整齐齐排列着好几格中外文学名著，基本上是那些年省吃俭用攒下钱抢购来。例如，一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安娜. 卡列尼娜》（上下册，俄国托尔斯泰著），售价2.9元，的那时可不是个小数目。至于用“抢购”一词并不为过，想必当年的文学青年对此记忆犹新、深有体会：当地新华书店每每有新的中外文学名著发行，大家“呼啦啦”地老早从四面八方云集到书店门口，大排长龙，哪怕骄阳似火、寒风呼啸、囊中羞涩……
我是一个内心隐隐怀有作家梦的人，在浙江师大就读的并非中文系，而成为政史781班一员，算是有点阴差阳错，不怪别人，只怪自己（至于政史781班同学之间40年的人生缘分，则是另一个话题）。其一，高考时语文成绩不理想，相距及格还差几分，而政治在各门课中考得最好，为79分，填报志愿时第一志愿无奈地填了政史系，把中文系作为第二志愿，结果录取到政史系是“水到渠成”。其二，那届中文系学生，一部分人的语文成绩也不到60分。这是我事后得知，后悔已晚。
于是，大学四年我学的专业是政治历史，课余时间的阅读对象大多却是文学作品。我的生活是充实的，包括提起笔尝试着文学创作，不怕失败，毕业前夕终有收获：一篇小说在《黄金时代》上刊发了。
二
黄金时代，一个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词语。而由母校团委、学生会主办的《黄金时代》文学季刊，在我这个文学青年眼中的分量无疑是沉甸甸。
字体流畅的刊名，黄色、褚色为主的色调，形如波浪富有动感的背景线条……拂去岁月的浸染，我珍藏已久的这本《黄金时代》，无论是封面还是里面的内容，都在自己眼中呈现出那个时代的诸多特征，如今静心翻阅，令人回味与感概。
封二是一组速写，题为《我们的校园》，作者许钦彪。我不知道许钦彪是谁，当年是学生还是老师，但从他创作的四幅钢笔速写中，我看到曾经熟悉的建筑：教学主楼、新礼堂、体育馆、物理楼。恢复高校招生后，母校迎来新的发展时期，一些教学设施陆续建起来，记得除了教学主楼，其他三幢建筑都是那时期新建的。岁月悠悠，几度重返母校，除了教学主楼，另外三幢楼早已成为历史，无处寻踪。我为母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到骄傲，又不免怀有些许伤感：那些留有青春痕迹的景物，只留存于渐渐模糊的记忆之中……
接着是目录页，栏目众多：小说、童心小天鹅的梦、诗坛、散文、评论、欣赏与随笔。在众多作者中，我看到一些当时已小有名气、后来一个时期在省内文学界颇有知名度的人，像韦苇、王彪、吴晓等。
同页中有一则编辑部启事，说因七八级同学即将毕业，经招聘考核和审稿、批改等实际工作的锻炼，择优录取七位同学为本刊编辑。这说明本刊在充实编辑力量方面及时做好衔接工作。
《诗一般的幽默和冷峻——艾青印象小记》，是本期散文头条，作者东方，深情地描写了时已73岁高龄的著名诗人艾青的故乡之行。
我不禁想起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校园散步，参加完中文系活动的艾青在夫人高英和学校领导陪同下也来到校园草地上，与学生亲切交谈，并与中文系一名叫董慧临（音）的校广播员有段关于艾青诗歌朗诵的对话。最后，艾青夫妇坐在前排中间，与学生们合影。我激动地站在后面，希望能与心目中的家乡大诗人有个合影留作纪念。后来，我虽然没能看到这样的照片，依然对在母校读书期间能巧遇艾青，零距离地感受诗人的睿智、风趣、平和而幸运与满足。
艾青和他的诗，是留给那个黄金时代青年学子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
我珍藏整整37年的那本《黄金时代》，共刊发小说8篇，第6篇就是我的小说处女作，题为《春天的歌》。
此时的窗外，高大的广玉兰正绽放娇艳的白色花朵，馨香阵阵；低矮的茶花，浓郁的绿色叶子丛中，钻出朵朵红色的花朵……春风轻拂，春光和煦，在这生机勃勃的春之歌中，我轻轻翻到《黄金时代》第34页，重新细读自己当年发表的小说《春天的歌》。首先跳入眼帘的是题记：“我的梦幻，伴着舒展而激昂的旋律，徜徉在那万紫千红的世界……”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写，共6个页码、约6000字。我慢慢品读着，由于岁月的洗礼，文中的故事和语言既熟悉又模糊，既亲切又陌生，
给人一种复杂的情感冲击。那是经过自己反复构思、在稿纸上反复修改的精神成果。虽然时间过去久远，那投稿后的期盼、作品刊发后的喜悦，至今想起来都有点激动，恍如昨天。
记得有一天，同寝室的俞建文参加完一个文学讲座后告诉我，中文系的夏康对我这篇小说的文字评价颇高，认为语言比较优美，让我受宠若惊，暗自得意好些天。在中文系学生中，已在正规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名声鹊起者中，夏康是其中之一，是我崇拜的对象，虽说并没有见过。
关于夏康和俞建文，我还想说几句。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金华教育学院（时称金华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夏康分配到金华机关工作，我曾与他有过交往。他当时暂住机关二招，就在金华地委大院附近。一次，我到他那儿串门，踩着“”咯吱咯吱“作响的木楼梯上二楼。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将在河南省大型文学刊物《莽原》上发表，正在校对小说大样，令我羡慕与佩服。我要过小说大样，带回家拜读了一遍，然后还回去。后来，他在仕途上不断发展，曾任金华市建设局局长等职务，想必文学创作早成为其“过去式”，或谓“芳华”。
我与俞建文曾共住6205寝室二三年。6名室友中，我和他曾怀有文学梦，时常聊一些文学创作，聊一些反响强烈的小说。记得两人还多次聊起写一写6205寝室的故事，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动过笔。他始终坚守社科教学与研究领域，如今担任宁波市社科院秘书长，学有所成。
(寝室集体照)
由于曾经的文学梦和对文字工作的偏爱，我半路出家从政治教师变身为金华日报社编辑记者，直到去年10月退休。当然，正是有了曾经的文学梦和对文字工作的偏爱，我才有后来报刊上几十万字的散文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等九部文学著作的面世，才有这个春天写下这段从心底如山涧清泉似地流淌出的朴素的文字，作为献给母校63周年建校纪念日的一份簿礼。
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处于黄金时代的我，在中国时代的大潮中邂逅了位于金华尖峰山脚下的母校；母校的文学刊物《黄金时代》，让我首次唱响人生的《春天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