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简介

   周文毅，1978年10月入学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班级为中文系783班，即1978级3班，1982年7月毕业。2014年退休前，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委委员、办公厅信访处调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栖身在师恩的暖怀里

周文毅

在我这大半辈子里，教过我的老师确实不少，有上小学、中学、大学时期的老师，也有踏上社会后扶持教导过我的贫下中农的、文坛的、政界的老师，然而，其中称的上是我“恩师”的，几乎都是我就读浙江师范大学前身浙江师范学院时的老师，如余荣雄老师、凌培老师、方再林、武珍老师伉俪和杨建新老师等。他们有的向我伸过温暖的援手，有的又教我又帮我，有的甚至在我毕业离校多年后依旧予我关爱。

我是一个“老三届”初中生，还没升上初二就遭遇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后，还没拿到初中文凭就被打发“上山下乡”。我插队到浙江南太湖畔弁山南麓农村当知青，蹉跎将近十年的青春岁月。

1978年7月，国家首次出全国高考试卷招生，我又度上了录取分数线。因上年我参加高考上了录取分数线却被村里的“大队支书”政治评语写坏而未能录取，极端愤怒的我连续上访县、地区、省三级招办，碰巧得到当时在嘉兴地区招生办帮助工作的浙江师院数学系青年教师余荣雄的接访。因此我又度上线档案居然会被又来招生的余老师看到，他当即将我力荐给为浙江师院中文系来招生的凌培老师，说我两次高考两次上线不容易，如果不予录取将会继续在“大队支书”手里手害，云云。那年学院中文系要招208个新生，凌培老师已经选好190多个了，正为最后几个到底选谁好而颇费踌躇，一听余老师介绍我的情况，顿生恻隐之心，于是就将我“矮子里面拔长子”收入囊中。凌老师的轻轻一收，于我却是天壤之重，他使勉强超过录取分数线不多几分的我，有幸成为浙江师范学院“文革”后第二届学子，洗尽泥巴踏上田梗奔向金华，堂而皇之地接受四年大学本科教育。

那是我迄今为止六十五载人生年华中最开心的时期！接到学院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一瞬，我如同一只挣脱樊笼的鸟雀振翅飞入了无垠的长空。

进校以后，我方知余荣雄老师还是我校的团委副书记，他配合团委书记丁东澜老师将全校共青团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凌培老师、杨建新老师等留校当助教的青年教师们，则亦师亦兄地谆谆辅导我们。

那时节，我校刚从“一分为三”散落浙中、浙西南三地归集到金华市郊现址，校舍在不断扩建，师资在陆续调配。武珍老师就是我们入学以后从浙北海盐县选调来教我们心理学课程的。武老师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由于她是清皇族后代（母亲为晚清末代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之外孙女），加上“反右”之初她为系里老师执言，不幸毕业时被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沉重十字架，辗转嘉兴地区多个县乡执教。她调到我校教育学教研室后，如同枯木逢春，厚积薄发，授道解疑，口若悬河，或中或外、旁征博引，令神秘的心理学科忽变一座交叉小径的花园，令我辈学生感到既神秘又受用。通过也调在该教研室教我们教育学课程的傅安球老师（系武老师华东师大校友），我与武珍老师结下师生之谊。

我毕业离校后，是为原杭州大学政治系1958届毕业生的方再林老师也被从海盐县调入我校政史系（政治与历史两个专业合设系科）任教马列主义理论。方老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们，但我后来曾听也在该系当过老师的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党组书记、主任朱绍平兄讲，方老师上课激情澎湃、口吐莲花、话若珠玑、引人入胜。这对老师伉俪就辛勤耕耘在浙江师大的教坛里。期间，武珍老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7月，我毕业离校，学校对我青眼有加，居然将我分配到原嘉兴地区报到。结果有幸被地区教育局留下当管中学体育卫生工作的行政干部（那时还不叫公务员）。巧的是，余荣雄老师、凌培老师因要与家庭团聚，先我一步调到嘉兴地区教育系统工作，我们又成了同事。他们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做好教育行政工作，怎么样善待好我们的管理对象。在他们的鞭策下，我也曾仿效他们当年拯救我命运一样，一手将一位因体检出错而被淘汰的高分考生获得公正对待，进而被海军大连水面舰艇学院录取，使他有幸从一名贫困的农村孩子一跃而成准海军军官。

1985年5月，我的报告文学处女作《命运咏叹调》，侥幸获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同志为主任的国际青年年中国组委会颁发的征文奖。在京活动期间，《青年文学》编辑部詹少娟编辑听我闲谈武珍老师由一位封建皇族后代终成一名共产党员的事迹后，约我将之写成报告文学。于是，我兴致勃勃地毕业后第一次回校，采访武、方二师。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与方、武二师的师生情谊更深了一步。次年5月。拙作《党旗下的爱新觉罗氏》终于被《青年文学》1986年第5期发表。从此，我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1993年11月，我从湖州被选调省城杭州，进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兴奋一小会儿，马上忧心忡忡了：省级机关规定调任副厅及其以上职务者才安排住处，正处及其以下职务者均需自找住处，然后等机关有住房分配时，再按职务高低、按资历长段排队分房。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尚无时下如火如荼的房产买卖和租赁市场，我在杭的所有亲戚家又住所湫隘，很难容我借住。情急之下，忽然想起方再林、武珍二师。早知道方老师调到省计经委下属的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武老师调到浙江教育学院任教，不但双双担任要职，还都当上了教授，不知学校集体宿舍可否借一床铺栖居？当时，我为此事特地跑了一趟杭州，但杭城“参差十万人家”，怎么找到两位老师呢？辗转再三，只能先找已与我的同级女生陈剑芳结婚成家的郑德明老师打听。其时，郑老师已经调入省社会科学院，隐约听说他是方、武二师曾经的邻居。郑得知我调省工作，为我高兴，果然称有他们的电话号码，他当即热情地操起电话打去。电话里，武老师热烈地祝贺我，还叫我马上到她家去，说一切都好解决的。我到后，方老师午休才起，他一听说我调杭工作没地方住，当即表示可将他在单位的一间宿舍借给我住。难题迎刃而解！我立即打的到长途车站，搭车回了湖州家中。妻子知道方、武二师伸我援手，也为我欢笑开了。几天后，我就简单地从湖州搬到杭州。到时，天已擦黑了，但方老师还在单位里等我，不仅将宿舍内的家具悉数借我用，而且还帮我去买好饭菜票，须臾间，异乡的吃住均有了着落，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

几个月后，我妻也被批准调杭，女儿就读的小学也联系好，但母女俩进杭州后户口却没住房可落（我的可落在单位开设的集体户口上），方再林、武珍二师得知后，立即同意落在他们家里。单位仍无住房分配，我一家三口当然只好暂时栖身方老师的宿舍。我家从湖州的三室一厅变成杭州的单间蜗居，可我与妻女却倍感温馨。毕竟方老师的这间宿舍在学校里，有食堂、有澡堂、有卫生间、有商店，住房虽小，外面却大，11岁的女儿在学校操场学会骑自行车，我每天进出也恍如重回浙江师大的学生生活。直到单位正式分配住房给我为止，我们一家栖居在方老师的宿舍达2年半之久。而其间，方老师每天来上班，中午几乎都休息不好，他或桌子上伏伏，或椅子背靠靠，我配了一只钥匙给他，请他到我们的床上午睡，他坚决不要，特别是我们要按机关租房标准付租金给方、武二师，他们也坚决不收。

时光迤逦，转眼到了2015年，已经退休3年的我重温文学旧梦，居然学习写起戏剧来。初次出手，写了一个五场甬剧剧本《骨肉》，入选原省文化厅购买社会力量创作剧本的决评圈里，虽然最后出局，但却赢得我的大学老师、该厅原厅长杨建新老师的关注。越二年，我又创作了大型现代话剧剧本《天山的灯》，杨老师阅看本子提出修改意见，还多次协调原省文化厅有关处室对我进行扶持。他拨冗参加诊断拙剧的专家讨论会，坚持不取出场费。2018年1月24日，我的戏剧处女作《天山的灯》，由杭州话剧艺术中心在美仑美奂的杭州大剧院隆重上演，杨师又亲临演出现场给我捧场。演出结束后，我上台与主创人员一起合影时，曾真切地看到，杨师仍然端坐下面第一排等我，黧黑的脸上满含微笑，好像我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

舞台灯光亮堂，仿佛刹那间幻化出余荣雄、凌培、方再林、武珍、杨建新等曾在浙江师范大学讲坛上给我解疑、释惑、授道的老师们亲切的形象，他们一个个向我伸出温暖的臂抱——原来我毕业离开学校37年了，还栖身在师恩的暖怀里啊！